南都讯 3月28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释放多项重大信号，包括：要确保对外开放的配套法律法规投资法将于明年1月1日实施。 日本将与《外商投资法》同时实施，并将进一步放宽外商投资市场准入。 6月底前，进一步缩减负面清单项目，扩大增值电信、医疗机构、教育服务等现代服务业以及交通、基础设施、能源等领域对外开放。
对于李克强的讲话内容，南都记者在博鳌年会上采访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请他解读。 张燕生告诉南都记者，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一个生态系统。 三岁，你难免会跌倒，十二岁，你会叛逆，十八岁，你会天真。 因此，金融开放既要与时俱进，又要审慎适度。 最重要的是不着急，不打乱战略重点，建立对新出现的定向性系统性金融风险早发现、早应对、早化解的应对机制。 金融开放、金融市场化、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必须能够协调、互补、匹配。
打开时要小心
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南都记者：28日，李克强在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上发布多重利好。 他还提到要进一步放宽外资市场准入，并特别提到中国将继续扩大金融业开放。 您如何看待总理发布的信息？
张燕生：首先，这些好处是非常好的。 李克强总理提出的概念叫“不禁止、不准入”，强调修改后的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只会减少不会增加，并提到外资、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必须一视同仁，必须全面落实。 从这个角度来看，包括明确今年年底完成外商投资法配套法律制度制定、6月底完成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修订等，都是全方位开放的体现。
然而，在开放过程中，市场化程度提高，金融结构深化，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风险。 如何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金融创新风险？ 美国的故事告诉我们，金融创新有逐利的一面，逐利会导致从现实到虚拟的转变。 最终，美国经济将从现实转向虚拟，呈现空心化和虚拟化。
因此，一方面要推动金融深化、金融开放、金融市场化，推动金融创新； 另一方面，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变得更加重要。
南都记者：李克强表示，“不排除经济增速在月间或季度间出现一定程度的波动”。 “我们要延长时间多哈回合，着眼全年，着眼大局，着眼趋势。” 你怎么理解这一点？
张燕生：中国经济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就是过去40年的趋势不再延续，新的趋势线开始出现。 新趋势线的特点是新旧动能转换、新旧结构转换、新旧模式转换。 新产品、新服务开始出现在市场上，新经济比重开始上升。 这是中国经济的本质变化。
新事物越来越多。 一方面利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改造传统产业； 另一方面，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体现在对外贸易、区域、行业上。 因此，李克强总理提到，全年要观察总体变化、趋势变化。
我们要保持历史耐心、战略定力和底线思维
南都：您曾指出，从金融机构的市场结构来看，我国的市场结构并不是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 因此，金融始终难以摆脱从现实走向虚拟的境遇。 如何打破现状？
张燕生：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一个生态系统。 三岁，你难免会跌倒，十二岁，你会叛逆，十八岁，你会天真。 因此，金融开放既要与时俱进，又要审慎适度。 最重要的是不着急，不打乱战略重点，建立对新出现的定向性系统性金融风险早发现、早应对、早化解的应对机制。 金融开放、金融市场化、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必须能够协调、互补、匹配。
南都：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关键是什么？
张燕生：关键在于金融监管，包括人才能力、法律制度和信息透明度。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这些问题是长期存在的，并且存在于市场经济的高级阶段，而监管能力往往滞后于金融创新，因此风险积累很容易爆发。 金融开放、金融市场化、金融创新、金融监管如何协调、互补、相得益彰，是我们谈金融开放时必须牢记的问题。
南都：具体到中国，如何化解金融风险？
张燕生：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历史，我们必须保持历史耐心、战略定力和底线思维。 只有坚持这一点，我国金融开放才能真正实现开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完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南都：您所说的风险应对机制如何建立？
张燕生：一是借鉴国际经验教训； 二是听取世界各地有经验人士的意见并请教。 比如2016年股市救市的时候，你可以多听听香港市场是如何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应对1997年香港股灾，解决索罗斯等金融巨头利用香港资本市场就像一台自动提款机。 这些交易员都是经验丰富、经验丰富的，这些经验对于我们下一步金融改革开放非常宝贵。
因此，我个人认为，在进入风险非常高、技术门槛非常高的情况时，应该听取所有有经验、有思想的人的意见。 多听、多学、多看，慢慢来，不要着急。 方向是对的，道路是对的，办法是对的，但是你没有经验，所以你必须向一切有经验的人、机构、国家学习。
缺乏将高储蓄率转化为有效投资的系统
南都：如何为企业构建合理健康的财务体系？
张燕生：首先，中国的储蓄率很高，但我们没有一个体系将高储蓄转化为高效投资。 这是一个财务问题。 金融可分为间接金融即银行和直接金融即多层次资本市场。
那么，从市场角度来看，如何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呢？ 有四件事要做。 第一，市场开放； 二是市场竞争充分； 三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四是金融风险监管透明、法治、有效。
南都：您提到的四点中，我们国家哪一方面做得比较好？ 哪一部分急需改进？
张燕生：加入WTO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银行业被国际社会称为全行业技术破产、完全资不抵债。
该怎么办？ 一是全行业股份制改革、全行业上市、引入国际战略投资者。 此后，整个行业从最基层的柜员到最高层的总裁，从上到下都弥漫着“狼来了”的氛围。 加入WTO就是引狼入室，与狼共舞。 只有比狼做得更好，才能打败狼。
最终结果是什么？ 全球排名前十的银行中，中国一般有3-4家企业进入。 这也告诉我们，在国际市场上，我们必须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 害怕是没有用的。 我们越害怕，就越会被狼吃掉。 开放永远是胜者的游戏，笑到最后的人必须按照规则、常识、逻辑行事，尊重常识、逻辑、规则。
急需完善的是监管，因为我们当前的金融系统性风险已经积累到了必须根治的阶段，相当于第二次“狼来了”。
世贸组织规则是否会完善或改变？
今年将会有激烈的竞争
南都：当前世贸组织的功能呈现边缘化趋势，中国如何在继续推进全球化进程的同时，利用自身力量保持经济发展？
张燕生：世贸组织改革有两种选择。 一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的。 中国必须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并在保持稳定的基础上不断完善、与时俱进。 还有一个办法：颠覆性破坏——要么你听我的，要么我让他死。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就是对方的另一个目标。 该怎么办？ 我个人认为中国人应该相信“对的人多帮助，错的人少帮助”。 “道”意味着常识、规律、逻辑。 始终相信正义、公正和透明。 好的想法、好的行动、好的发展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追随者。
南都：您认为WTO改革下一步的方向是什么？
张燕生：目前大家讨论最多的问题是贸易争端解决机制。 如果一些主要国家继续拒绝批准上诉法官，那么到今年年底，上诉法官将只剩下一名，即中国女法官赵红女士。 在这种情况下，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未来是否还能发挥有效作用值得怀疑。
二是世贸组织推动的谈判机制，即多哈回合谈判现在陷入困境。 有一些大国说责任完全在印度，我不同意。 农产品开放太大谁受益？ 它将惠及美国超过200万农民，损害印度等国家500-6亿农民的利益。
三是世贸组织贸易政策审议机制。 接下来如何提高其运营效率和新问题？ 一些主要发达国家提出，全球有34个新兴经济体，产油国和高收入小经济体应该毕业，不再享受特殊和差别待遇。 世贸组织判断是否是发展中国家的唯一指标是人均GDP，并通过人均GDP来判断是否是发展中国家以及是否毕业，而不是强制认定和毕业。
因此，我相信，对于二战后建立的国际规则是继续完善还是颠覆性改变，今年将会有一场激烈的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