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坦厂中学门口，家长们给孩子们送饭。

高考临近，记者来到毛坦厂。

这所地处大别山深处的超级高中，常年在校学生达2万余人，被誉为“亚洲最大的高考工厂”。

高考临近，陪孩子读书的家长比自己的孩子还要紧张，连广场舞都无心跳，而是忙着给孩子做红烧肉。

再有一周，被誉为“亚洲最大高考工厂”的安徽六安毛坦厂中学将迎来一年一度的高考季。

这所常年在校学生超过两万名的超级高中，近年来不断上演着高考神话——不仅参加考试人数始终保持在1万人以上，而且近4年来本科考试通过人数也突破了1万人。

高考成绩的背后，是外界对其教育模式的质疑。

地处大别山深处的毛坦厂镇因为这所中学形成了特殊的社会生态。从陪读家长的日常生活，到商业形态乃至发展走向，一切都受到高考的影响；从这所中学毕业的学生们，对于极其严格的学习环境，也有着不同的看法。

为此，钱江晚报记者近日深入毛坦厂镇，试图从镇里的各个方面还原一所真实的毛坦厂中学。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涩

毛坦厂的午后很安静，静得连风都不敢出声。金岩村油坊街村民组20号的出租屋里，方慧和几位陪孩子上学的妈妈正在打卡。隔壁的平房里，71岁的季芳正吃力地打着井水给孙子擦球鞋。

今年春节带孙子回家后，季芳就没再回过老家，丈夫身体不好，她很担心。季芳不识字，在老家种地，识字也没多大用处，现在能做的就是帮孙子洗衣服、做饭。孙子说一句“奶奶你也吃饭”，季芳就会开心好久。

季芳和陪她读书的母亲始终相处不来，她有时也感到孤独。面对记者，看得出她有很多话要说，但最后还是结结巴巴地低下头一遍又一遍地擦拭球鞋。隔着墙，68岁的赵霞正在第二次陪孙女读书。三年前，她陪孙女来过这里。前年，孙子上高二后，赵霞又回到了毛坦厂。虽然已经和房东熟络起来，但上涨的房租也不含糊。这次，赵霞搬到了更便宜的房间，有时，她会走到原来住的斜对面的房间。房间里有独立卫生间和空调，即使不是大白天也可以打开台灯，但一年的房租要4000元，这是她打工儿媳每月的收入。

毛坦厂是一个浓缩的社会，大家的富贵苦闷一目了然，有的老人八十多岁了还在陪孩子上学，有的住在二十八户人家的四合院里，有的带着还在读小学的孩子。

他们一天都围着孩子三餐转。

对于几乎所有陪孩子到毛坦厂上学的家长来说，一日三餐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事情。他们的一天通常从早上5点开始，孩子要在6点10分之前到校。他们要估算时间，为孩子准备早餐：要吃得饱饱的，要有营养的，但不能太热，这样孩子才能多睡5分钟。孩子到校后，毛坦厂唯一的菜市场人头攒动。大树下，当地农民采摘新鲜的本地蔬菜，家长们挑挑拣拣。

“为什么我家的红烧肉没有你家的那么色泽鲜艳？”一位陪孩子学习的妈妈铲了几下锅底，有些担心。临近午饭时间，油坊街17号七八个灶台都在煮红烧肉，空气中弥漫着油脂和焦糖的香味。“马上要考试了，要给孩子补充营养。”一位家长说。

5月16日，气温突然升至35摄氏度。当天中午，方慧的儿子王丁没怎么吃饭，称天气热，没胃口，想吃冷面。下午5点，同室的父母邀请她一起去街上吃，但方慧拒绝了：“面条泡在汤里太久不好吃！”3分钟后，方慧仿佛听到了收费喇叭毛坦厂中学在哪里，快步走到小吃摊，花5元买了一碗冷面。

5点20分，王丁走回出租屋，方慧已把空调开到23度。方慧对记者的到来十分高兴，对儿子说：“刚才来采访的小伙子是山东大学的，你看他多厉害啊！”王丁不吭声，埋头吃冷面，方慧则用勺子舀起中午吃剩的丝瓜鸡蛋汤，大口大口地喝着。

其他住得远的家长也成了“送饭大军”，每天中午、傍晚，都提前来到学校门口等候。张娜一手提着饭盒，一手撑着板凳，腋下夹着一把蒲扇，沿着田间曲径小路，快步走到15分钟路程外距离女儿所在的“复习楼”最近的东门。

学习和兼职

对于方慧来说，一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孩子们吃饱饭之后就结束了。黄昏时分，几位“毛友”约她一起去跳广场舞。方慧拒绝了，“马上就要考试了，我说不紧张，就是不想跳了。”方慧一个人在河边漫无目的地走了几圈。

黄昏或许是毛坦厂送孩子上学的家长们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刻。他们叫上好友，三五成群出现在毛坦厂的街头。有的人家还带着狗，狗儿们在人群中欢快地吠叫着、走来走去。广场上跳舞的家长们都有固定的舞伴，有的人则在镇商业区新开的健身房挥汗如雨。

与此同时，胡仁荣匆匆吃了几口饭，换上灰色军装出门，像要上战场一样。她赶紧去街上的服装厂缝衣服。这能给她每个月带来1000元左右的收入，差不多够支付房租了。

当一些妈妈在街边的旗袍店里试穿旗袍，挑选象征“开门红”的旗袍时，另一些妈妈则像胡仁荣一样，在高瓦数日光灯的照耀下，脚踏缝纫机。街头随处可见“适合家长陪读”的短期招聘广告。数据显示，毛坦厂中学80%的学生来自农村，家长在陪读孩子读书的同时，还需要兼顾生计。

我高中三年花了二十多万。

中考结束后，王丁只考了400多分，是重点初中的重点班，方慧气坏了，她不止一次去网吧，想把儿子从游戏瘾中拉回来。

30岁那年，只有初中文化、被分配到国企工作的方慧下岗了。她不肯放弃，摆起小摊，每天打五六份工，最困难的时候还帮啤酒厂洗瓶子，手指都白了。凭借着这份干劲，方慧在县城找到了一份工作，月收入过万。

毛坦厂成了压死方慧父子的最后稻草。“按照我们家的条件，他以后不用打工，吃喝也不用愁”，方慧唯一担心的是儿子还这么小，万一学坏了怎么办。来到毛坦厂的那天，一家人开车在镇上转了一圈，没看到一家网吧，这让方慧很满意。严格高强度的学习，让儿子没有时间“玩”。看到儿子的坚持，方慧也感到惊喜，“有几个寿县的学生来毛坦厂读书，也受不了就走了”。儿子上高三后，方慧干脆辞掉工作，陪他一起读书。如今，虽然儿子的模拟考试成绩只能考二本，但三年的高中花了二十多万，方慧觉得还是值得的。

与外界对茂中“剥削学生”的批评不同，家长们对学校的教学和管理总体上还是比较满意的，因此对学校的一些“出格”举措也并不介意。“如果孩子吃不饱，就不要早早送他来。”一位家长说。

出发前，我们坐三轮车到了汽车站，司机是个中年妇女，烈日下，帽子和墨镜遮住了她的脸。

下车时记者问她：“你也是来陪孩子学习的吗？”

“是啊，”她黝黑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我很快就可以回家了。”

（应受访者要求，本文部分人物为化名）